“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。”——1956年，毛泽东这样说。黄煜教授在讲座中反复提及这句话：“这才是讲好中国故事最根本的动因。”
初见黄煜教授，笔挺灰西装，左胸一枚亮黄色胸章，严谨中添了几分鲜活。他说话带着南方口音，眉眼间始终挂着浅笑。这位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走出、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读博、执掌“亚洲排名第一”的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多年的学者，如今在武汉体育学院的教室里，耐心回答着学生们的提问。
这场对话，从三十多年前他为何离开人大远赴英国开始。
（黄煜讲学 细雨团队/摄）
01中西之间的寻路者
1988年，黄煜踏上了前往英国的飞机。那一年，他刚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完成硕士学业。
说起来，这个决定并不算特别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我们八十年代的学生，读到一定的时候呢，都希望到国外去看一看，有些什么东西希望学一点，这是一个共同的心愿。”只不过，当时中美关系出现波折，美国去不了，中英之间恰好有一个包玉刚奖学金，他第一年没考上，第二年考上了。他将这段求学经历调侃为“运气比较好”。
但运气背后，是另一种更深的渴望。“当时我在国内已经读了差不多两个学位，基本上也知道国内的情况，但是当时中国刚刚开放国门，对外了解比较少，我很想知道，整个新闻传播学在国外是一个什么状况。另外，也可以跟国际上的先贤多学一点学问。”
那是中国传播学刚刚起步的年代。1980年，“Communication”这个词都没有正式的中文翻译，有人翻成“公共传讯”，也有人翻为“公众传讯”。直到1981年前后，学界才定下“传播”二字。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中文译名也有相似的故事，1968年建系时，系主任从斯坦福留学归来，认为“心有心理，物有物理，传得有传理”，于是取名“传理”。
这段往事，黄煜讲起来饶有趣味。不过，真正让他开始思考的，是中西方教育方式的巨大差异。
在国内读硕士时，黄煜习惯了老师的“指引”。“老师会跟你讨论题目、论文方向，甚至我说要这样写，他说不行，必须那样写。”这种细致的指导，让他觉得做学问就是按照老师规定的路径走。
到了英国，他带着同样的想法去找导师：“请你给我出一个题目，我通过四年的学习，保证完成任务。”
导师听了，觉得好笑：“这个是你读的博士，还是我读博士？”
“当然是我了。”
“那为什么要我给你出题目呢？”
黄煜一下子懵了：“我从来没这么考虑过。因为我从国内的教育出发，一直是老师每一步告诉你要这样做那样做。本科当然有它的合理性，但在研究生阶段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合理性了。只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。”
这些观念的碰撞，让他开始思考：
做学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导师后来对他说了一段话，他一直记着：“就比如说踢足球，你是那个踢球的人。你的目标就是要好好地把球踢给对方。我呢，就相当于场外的教练。你有问题了，我给你指出一下，你累了，我给你打打气。”
后来他对自己的研究生也常这么说。学生说：“老师这个我不会，你教我吧”，他就回答：“不行，你是研究生了，必须要自己解决问题。”
02融通中外的传薪者
1993年，黄煜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。次年，他加入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。此后三十年，他从讲师做到院长，亲历了传理学院跻身“全球十大新闻学院”，位列亚洲第一。2023年，国际中华传播学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，表彰他在新闻、媒体与传播学领域的杰出贡献。
这段横跨中西的学术旅程，深深影响了他看待问题的方式。
“第一，是国际视野。”他说，“什么事情不仅仅是从中国看，而且要把中国放在世界看，从世界看中国。”第二，是学术训练带来的追问习惯，即“从理论根基上去追问一些问题”。
这种视野，让他对“讲好中国故事”有着自己的理解。在他看来，出发点应是“让世界理解中国”。“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——把我们的经验、我们遇到的问题、我们对世界的贡献告诉给大家，这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衷。”
这种视野，也体现在他给年轻学生的建议中。
“现在的条件太好了，”他说，“有了互联网，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。我们当年要了解国外还真是比较困难。那么现在，这些外部的条件，其实都已经具备。只是，主观的意愿和行动意志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他特别强调了一点：每天需要把外语学好。“你不要觉得反正现在有翻译，看一看就行了。如果你不真正掌握一门外语的话，要想好好了解这个世界是比较难的。”
每天坚持用外语了解世界，包括新闻、文化、民俗、电影等。“时间长了以后，你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习惯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能够出去留学一段时间、生活一段时间，那就更好了。”
03智媒时代的坚守者
面对AI带来的变化，黄煜的态度冷静而积极，他既看到了挑战，更看到了机遇。
“简单报一个事实、一件事情，人工智能做得很快。但我们不仅需要这个，还需要一些有感情、有温度的东西。”他坚信，人的“好点子”配上AI的速度，最终做成一个系列或品牌，这才是今后的方向。
对于学生们普遍存在的“被AI替代”的焦虑，他说：AI再强大，也只是“智能”，而“智慧”是人独有的。“人有情感、有审美、有价值，最重要的是有灵魂。只要你能从能力上升到智慧，从经验上升到审美，人的作用就永远存在。”
面对AI时代，他有着自己的坚持。说起指导学生论文，他坦言，最大的挑战就是“去AI化”。有些论文一看就有明显的AI味道，为了能让学生顺利通过答辩，他会坚持要求学生将关键表述改为自己撰写。
我们好奇：在如此漫长的教育生涯中，是什么支撑他坚守至今？
“最大的动力和最大的乐趣，就是看到一代一代的学生变得很优秀。”黄煜说，“在各个岗位，大学也好，传媒界也好，他们取得很多成就。这是老师最引以为豪的，也是最难忘的。”
在黄煜眼里，学生的优秀是老师最希望看到的。“你们也有老师，像我们老师的心意都是相通的。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学生成才，能超过我们。”他含着笑看看我们，特意补充道。
当被问及“在这个时代做学问，学生最需要坚守的品质是什么”时，他几乎没有犹豫：“勇于探索，深度思考。”这不仅是对学生的期许，也是他自己半生治学的真实写照。
从1988年远赴英国，到如今在珠海BNBU继续耕耘。黄煜教授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，完成了一场“走出去”又“走回来”的学术旅程。他把跨文化的视野、独立求索的精神，带回香港和内地的教育土壤中，用一生践行着“勇于探索，深度思考”这八个字。
此次采访让我们记住的，不只是他横跨中西的学术履历与沉甸甸的荣誉，更是一位学者始终清醒的思考，与一位师者藏在温和笑容里的赤诚。
讲好中国故事，是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；坚守教育初心，是静待桃李自成芳华。黄煜教授始终从容笃定，把思考留给学术，把希望交给青年，也把最朴素的坚守，留在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成长路上。
（细雨团队：以“细雨”为名，以细腻沉潜、润物无声之姿，致力于讲述有温度、有情感的人物故事）
文 字丨张 菁 张瑾珂 张春钰 魏娜娜 王悟诚
图 片丨细雨团队
责 编丨孔梁毓
复 审丨鲍 旭
终 审丨冯 婵
